九月三號的台北街頭，有群自認奉公守法的人走上了凱道。他們對近來的年金改革有所顧慮，希望政策方向要能維護他們的尊嚴。但賴天恆的文章指出，尊嚴與正義價值有著對決式衝突；若政府想達成正義的改革方案（羅爾斯的「正義即公平」），就要用勝利寶劍斷開魂結，要在他們訴求的尊嚴（一毛都不能少）與正義之間二選一。
逆襲！信賴保護與對憲法的忠誠
遊行參與者一向自認奉公守法，相信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全然站在正義的對立面，也不認為自己只有空喊尊嚴。而理論上來說，在尊嚴之外，他們也確實還有其他的論證路線，例如從「信賴保護」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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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歷來大法官解釋，信賴保護攸關人民權利保障：當法律或政策產生變動時，應照顧人們的合法信賴，合法的信賴不應被破壞。由於我國憲法承認信賴保護，因此違反信賴保護是違法違憲；出於對法之忠誠，政府不應該違反憲法、違反信賴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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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人士符合信賴保護的條件，他們對年金有合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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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我們有合理的公共理由反對目前的年金改革。憲法認可信賴保護，而信賴保護要求社群忠於過去的決定。
若你支持年金改革，應該想辦法找出上述論證的破綻。
或許你會嘗試挑戰（2），主張軍公教無法合理信賴年金制度。若要反對（2）我們得考察各種年金類別的制定過程，檢視信賴保護的條件，並指出法案制定過程中的瑕疵（例如參與制定者未盡迴避義務而不具合法信賴）。由於這個挑戰方向可能會變成一種指控(指控別人做了不合法的事、違反了一些該盡的義務)，在沒有充分證據與考察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貿然就此提出批評。
因此，以下本文想要著重於（1）。有些人認為，既然我國大法官曾多次在解釋中明白宣示信賴保護，我們當然可以如同（1）那般，使用「信賴保護」來支持「一毛都不能少」。
依我之見，秉持這種意見的人，搞錯了信賴保護的性質。他們並非將它當作法律「原則」（principle），而是錯看成法律規則（rule）了。按照美國法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之見，這兩者有「質的分別」。
簡介：規則與原則
德沃金說，規則和原則的一個重要差別，在於規則總是以「全有全無」被適用，而原則不是如此。這是什麼意思？舉個簡單的例子：
棒球賽中三振出局的規定就是項規則。只要投手投出三好球（滿足條件），那麼打者就必須被三振出局（全有）；若沒有三好球（未滿足條件），打者就不會被三振出局（全無）。
（或許有人會反駁：若捕手漏接第三個好球，打者可以趕快跑去一壘不出局，這難道不是這條三振規則的例外嗎？的確，規則的制定過程中可能會容許例外，但這嚴格來說這不見得影響或打擊了規則的特性，因為這個結果依然依循規則而來的，你可以說它是另外一條新的規則。）
套到法律而論：
一條有效的法律規則一旦適用於法律問題中，法律效果即必須被接受而無斟酌餘地。比如說，按照刑法271條1項殺人罪規定，符合條件（殺人者），就有相應效果（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就沒有。
規則具有確定性，是全有全無的。原則就不一樣了。原則來自公平正義等抽象價值，通常不直接規定條件應得出什麼效果，而是提出某種理由，指出各種法律難題中該注意的重要思考面向。當原則之間發生衝突，不會有明確答案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我們必須衡量它們之間的重要性來解決。規則就不一樣了，使用規則不需要衡量。規則發生衝突時，人們是訴諸於其他規則（如後法優於前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決定哪個規則可以全有適用。
信賴保護是規則或原則？
信賴保護是規則還是原則呢？這問題的答案會直接影響我們對年金改革的看法。若信賴保護是規則，那麼我們會得到很強硬的結論 ─ 過去對於年金所制定的法案不該修改；若信賴保護是原則，就有調整的空間，只是仍須考量其他原則審慎衡量。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感到疑惑，既然大法官都叫它信賴保護「原則」，那還要討論它是原則或規則嗎？嗯，有需要。在我國法律中，即便都稱為「原則」，依然可能指涉不同東西。例如民法的「私法自治」是德沃金筆下的原則；刑法的「罪刑法定」是規則。我國法學在接收與翻譯各種專有名詞和術語時可能不那麼一致，因此，用中文望文生義不是好方法，還是需要自己辨識一番1 。
認為憲法所支持的信賴保護就是「一毛不能少」的想法，是種規則式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唯一的考量就是政府過去做的決定，以及人們對這些決定的合法信賴；一旦條件符合就必須無斟酌地給予「全有的保障」。但這種看法很奇怪。因為我們的憲法並未如此規定，大法官也不這樣理解「信賴保護」。
先從憲法的條文結構做分析。我們知道，信賴保護是對於人民權利之保障，而從條文結構來看，基本上，大部分的權利保障條款都是接近原則的形式2，唯有憲法第八條的人身自由保障是個例外。這條文明白說人身自由在什麼條件下要怎麼保障（司法機關、24小時），有做到就是有保障沒做到就違反。除了第八條之外的基本權條款大都只說明人民有什麼樣的權利（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但沒有明說這些權利要怎麼保護。因此，基本權大都是原則的形式。
再讓我們看看大法官怎麼看待信賴保護。以大法官第717號解釋（降低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案，俗稱18%）為例，大法官雖明白承認信賴保護很重要需要認真考量，但同時也說「應注意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白話地說，信賴保護不能保護得「太超過」。既然我們需要考慮是否「太超過」，意味著這並不是全有全無的套用信賴保護，它不是一條規則。信賴保護需要被衡量，與其它的原則一起加以比較與思考。因此，認為主張信賴保護就蘊含「一毛都不能少」、可反對年金調整的觀點，或許是對信賴保護的性質有所誤解。3
真的不能把信賴保護當成規則嗎？
反對改革者可能認為，縱然過去的大法官解釋傾向於把信賴保護看成原則，但難道都沒有詮釋的空間，讓我們可以把信賴保護當成規則嗎？這裡出現的是論證責任的轉移。透過前文分析，我們已看到憲法所承認的信賴保護並非全有全無的規則。那麼，要推翻這說法，反對者必須提出更多證據與說法來說服大家。在我看來，若想完成這任務，可能有以下的困難。
如前文所述，先前的大法官解釋未將信賴保護視為規則。將信賴保護視為規則不符合過去一貫的法律決定。基於對法律的一貫性要求，我們不太可能容許法律中的同一概念出現南轅北轍的重大差異。當然，法律詮釋並非僵死的鐵板，在大法官解釋中出現的同一概念也可能會漸漸產生變化，內涵變得更加豐富。但規則與原則的差別是「質」的差別，詮釋成規則或原則可說是詮釋成不同的兩個概念，並不是同一概念之間單薄與厚實的差別。而為了克服這差別，反對改革者可能會遭致更可怕的後果。讓我們用個假想的例子來想想：
- 根據過去大法官解釋的眾多決定，信賴保護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因此，若想拒絕過去大法官解釋所做的這種判斷，必須用很強的理由去否定它。這套證成必須有驚人的力道，讓我們可以不理會過去的大法官在信賴保護此一概念上所做之決定。
- 可能有人突然想到：大法官會議僅僅由十五位大法官組成，缺乏民主正當性；我們有理由不被他們過去的決定所拘束。
- 退萬步言，姑且先認同這是個強勁的理由，先接受這個想法。若這說法說得通，那麼我們的確不會被「信賴保護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所拘束。
- 但信賴保護本身就是從大法官解釋中發展而來。若以這種方式否定過去的大法官解釋，那麼信賴保護在我國法上也就喪失法律地位。此外，這種否定過去法律決定的做法本身也與信賴保護的精神（給予過去的法律決定基本尊重）相左，即便要重新論證信賴保護作為一項法律規則，也會構成一大障礙。
- 這說法本希望突破「信賴保護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到頭來卻完全打臉信賴保護本身，使它不具法律地位。實踐信賴保護與否遂無關於對憲法的忠誠！對於自認忠於憲法而反對改革者來說，是無法接受的結果。
可以看到，若這套證成的要有足夠的力道去克服質的區別，想從根本去挑戰過去大法官解釋中對信賴保護的看法，那它有可能會反過來打擊信賴保護「原則」的法律地位，甚至讓我們失去實踐信賴保護的法律理由。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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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所謂的罪刑法定是指：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沒有明文規定的則不得定罪；而法律針對這些規定亦必須明確。而私法自治則指：個人在私法領域(如：民法)中，可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跟別人建立法律關係(如簽約)；基於對「個人自主」精神之尊重，公權力不應過分干預。對於法學用語中的原則一詞之歧異，請參見：孫健智（2013）譯序，收於認真對待權利，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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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雖認為原則與權利相關，但未直接用以分析憲法的基本權條款。本文之討論更似於德國法哲學家羅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之說法。阿列克西亦接受規則與原則有別，但論述上有所調整，限於篇幅無法詳述二人異同。關於阿列克西的論述參見：Robert Alexy（2002）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介紹參見：王鵬翔（2007）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月旦法學教室第53期，頁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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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此概念在公法學上論述甚多，可寫多篇公法學論文。釋字717中也有許多討論。由於我專長不在於此，無法為大家仔細爬梳。僅推薦法律白話文這篇文章供各位參考。
REFERENCE
Robert Alexy（2002）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nald Dworkin（2002）法律帝國，李冠儀譯，台北：時英。
Ronald Dworkin（2013）認真對待權利，孫健智譯，台北：五南。
王鵬翔（2007）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月旦法學教室第53期，頁74-83。
作者為台大法研所學生。個人部落格 惜字亭‧習字廷
寫作期間承蒙烙哲學社群的協助，特別是與賴天恆、宋皇佑、朱家安、陳煥民的討論，協助我釐清不少寫作上的問題與盲點。沒有這些討論，本文不會是現在的樣貌。此外，我亦受益於台大法研所博士班、即將負笈德國的王贊榮學長的討論與啟迪，非常感謝學長開啟我對於英美法理學的視野。然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