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港小模殺人事件」受到網路熱議。月初一名陳姓模特兒於臺北市南港萬象大樓地下室被姦殺。女模特兒梁思惠因被警方懷疑是本案凶手之一遭到羈押，隨後提出不在場證明而獲釋。
媒體說，梁會被羈押，是因為男子程宇坦承犯案，但主謀是梁思惠。我們至今不明白媒體如何取得這些資訊，士林地檢署為此正展開分案進行調查。調查什麼？調查是誰破壞司法的「偵查不公開」原則，將這些偵查過程洩密給媒體。
這樁案外案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在犯案指控傳出後，超過 20000 名網友在梁的臉書頁面各種漫罵，而在「逆轉」後，這些人又在 3 月 6 日趕緊刪去自己的留言。除了這種騷擾外，如果他們還沒刪掉的話，在新聞下方、在 PTT 也能看到各種漫罵留言。但群眾很清楚，之所以人們、之所以自己會被誤導，媒體傳達的訊息需要負很大的責任。在媒體與網民的互相責怪之中，眼看著這樣的案件又要如往常所有的「媒體未審，網民先判」的事件一般，成為一樁媒體網民合演的八點檔日常，而逐漸被淡忘。
我想抓住這個案外案，討論以下問題：
- 在這過程之中，媒體做了什麼？
- 灌爆嫌疑人臉書，能實現怎樣的正義？
- 如果真的在意正義，應該關注什麼？
媒體做了什麼？
首先我要釐清的是，其實，媒體隨時都在以自己的觀點進行自己的詮釋。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在批評台灣媒體缺乏自律，而是在說，媒體本質上就是如此運作。
媒體之所以不報導真相，這不是因為媒體不願意報導真相。當它必須從紛雜現象中取材時，必須進行兩個判斷：
- 這是一個怎樣的事件？這個事件具有新聞價值嗎？值得報嗎？
- 如果對於（1）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此事件當中哪些細節重要？該以哪個角度呈現？
這些選擇，讓媒體本質上無法直接報導真相。當媒體在進行上述判斷時，並非只有被動地等待群眾對報導進行真相判讀，而是主動地進行創作以讓群眾進行某種類型的真相判讀，因為這正反映了該媒體認定的「新聞價值」。
這次案件中，很容易看出媒體如何期待群眾判讀真相：
手段：藉由煽動的標題、冷血的情節、血腥的描述、特定的照片詮釋出一樁社會悲劇。
目的：讓群眾判讀出：「這是一個令人髮指的命案」。
這完全符合好萊塢編劇在《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中提出的準則：反派越邪惡越好、衝突越原始越好。
我們的媒體會這樣做，是因為媒體的最終目的不是「報導」，而是「報導」以外的某種效果。媒體藉由語言做事情，並期待特定效果產生，在語言哲學上，我們將這稱作「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媒體期待激起群眾的憤怒、絕望、焦慮，並得到爆發性的流量。這些，都是報導作為語言行為的以言成事效果。當你憤怒、轉貼時，媒體就成功達到這個行為的目的。
灌爆嫌疑人臉書，能實現怎樣的正義？
看完媒體那一端，我們來看群眾在這次的案件中做的事情：一旦我們從媒體提供的資訊中判讀出恐怖的真相時，我們對冷血、沒人性的人或事感到絕望，進而還會從無力中產生憤怒，最後湧入嫌疑人的臉書謾罵。
從「群眾憤怒」進展到「湧入嫌疑人的臉書漫罵」的過程中，像這樣的「命令」驅動著人們的行動：
如果你對此憤怒，你就應該這麼做。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命令很難說是來自媒體。它比較像是群眾自發，是一種自然本能：一旦有了憤怒、焦慮，我們就會不自禁地認為「我應該做些什麼」。如果有許多人都在做著同樣的事，即使這件事情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它也能緩解我的焦慮、釋放憤怒，甚至，好像還不需要負什麼責任。這種種都無比人性而自然，因此，在網路的渲染以及感染下，最終成為了網民自發性的集體行動。
有人將這稱作鄉民的「正義」，這是不正確的，就算是由正義感所驅動，它依然是「私刑」：
「妳比較適合去地獄玩」
「死渣女 下地獄」
「祝你死亡旅途悲哀」
「去死」
這些留言或可抒發和舒緩留言者的負面情緒，但不能說是有什麼維持正義的效果。
梁獲釋後，有人因為說出這樣的話而後悔或道歉，因為他們認為這次「弄錯了」。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弄錯或是弄對（你下次就會弄對嗎？），而是在當直覺地認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的時候，缺乏了一個必要的反思：
我這樣做能實現怎樣的正義？
我相信許多留言的動機是認為自己在「實現正義」。但我必須說：正義無法由私人提供，也不見得是以義憤為動機。
正義是一種社會狀態，使得人權能被徹底尊重與保障。在一個正義的國家中，被侵犯人權者能在公權力的介入下得到補償，侵犯人權者則會在公權力介入下得到懲罰。
正義是一種狀態，實現正義是這種狀態正常運作下的結果，而且以平等人權作為根本條件。其中的一個基本限制就是，個人不能侵犯別人的人權，即使他是罪犯也一樣。在國家狀態中，因此只有超乎個人權力能執行懲罰與補償，而這就是公權力。
私刑不但無法實現正義，甚至它本質上就不正義。當然「鄉民的正義」不見得總是會侵犯人權，但是我們也能清楚看出，這和「實現正義」一點關係也沒有。
在我們目前所討論的「正義」屬於犯罪問題，判斷一個人是否犯罪，並進一步加以責罰，是司法權力的工作。而為了社會的正義狀態，司法體系不能將制裁犯罪當作最高目標，而是以保護人權作為最高目標，因此而受到種種限制，例如「無罪推定原則」（嫌疑人在能客觀實證有罪以前都是無罪的），又例如「偵查不公開原則」（嫌疑人在被偵查過程中的資訊不可公開給不相關者）。
這一次（好啦，其實幾乎每次），我們看到司法體系發生了怪異的失常：不該公開的偵查過程，被媒體報導得歷歷在目。
我們不妨問問自己：我真的在意正義嗎？還是只是想滿足自己動私刑的慾望？還是，只是想當當偵探看有沒有猜對過過癮而已？
如果真的在意正義，應該關注什麼？
我們很難估量梁思惠在這過程實質地受到怎樣的傷害，因為人們畢竟將臉書擺在自己私生活中的不同位置。當傷害並不明顯，又加上「媒體已經還了她公道」，人們很可能因為事件落幕而將此作為「逆轉」而輕輕放下。
但作為公民，我們必須意識到其中發生問題的環節，包括媒體、包括司法、包括我們自己。
「司法單位是否違法」的問題已經在調查中，而「媒體自律」則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雖然說 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透過陳情網接受民眾對媒體的申訴並轉達給各媒體，但是由於是政府單位，對新聞自由進行管束的效果與權力相當有限。
政府對媒體的管束經常是踰越，但媒體自主的道德自律更像是神話。適度地帶領風向能帶來龐大的流量，流量代表著商業利益，而媒體需要如此才能運轉下去。偵查不公開原則很重要，但是「讓人覺得自己像偵探」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即便媒體的倫理或自律委員會，也還必須以媒體能在競爭中存活為前提才能存在。當違反自律的情節（不管是自己還是它人）一多，標準自然會下降。
或許有人會認為，網路時代的公民可以發揮監督的力量。但這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中反而成為另一種行銷契機。目前的常見「監督」，無非是轉錄到網路上責罵、在新聞下方責罵、在粉絲頁上責罵，但人們像是健忘症一樣，下次有聳動的新聞時，依然還是會為媒體提供爆發性的流量。更別說有時候網民轉錄「爛新聞」的同時，正在為新聞帶進龐大的流量。就像《蘋果日報》報導的「歐陽妮妮在口袋撿到 200 元」就在臉書上獲得了 15 萬次的轉貼與讚數。
如果你對媒體和司法像我一樣有信心，你也會相信，下一次、下下次，肯定還會有嫌疑人以同樣的方式出現在媒體上，同樣被包裹各種聳動手法、冷血笑容、殘忍故事。這些「真實」故事，依然會燃起我們的憤怒，我們一樣會因為焦慮或義憤而想要做些什麼。
像這時候，究竟該做些什麼才更能實現正義？
我希望這篇文章能說服你的是，比起上臉書灌爆「壞蛋」、去新聞留言「人渣」，我們更必須花力氣反思：媒體是否又在製造聳動、司法是否又洩漏機密、嫌疑人的人權是否受到保障。
我希望能說服你，在媒體透過誇大的故事傳達的社會悲劇中，很多時候，我們該關注的，並非是誰殺了誰、誰沒人性、手法如何，而是媒體在幹嘛、司法現場如何、社會如何反應、可以如何申訴。如果，我們真的在意正義的話。
作者簡介
洪偉，清大哲學所碩士，寫了「偉恩與咖啡」部落格，沃草烙哲學召集人之一，台北里山咖啡老闆，簡單哲學營講師，「PHEDO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