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基本收入」）幾十年來被熱烈討論。基本收入是一種社會重分配政策，主張政府在固定時間發給所有公民一筆固定的錢，不管你有沒有工作、家境如何，都會收到。基本收入要花很多錢，不過支持者通常主張，在自動化（automation）的未來，機器的生產能力將使這種基進的政策成為可行。
在過去的兩篇烙哲學文章，我們分別討論了基本收入的常見理論，以及基本收入政策底下有些人會「不勞而獲」的問題。這篇文章要來談談基本收入如何可能舒緩一些目前社會改革的瓶頸。
結構與循環
公共事務常常令人無力。身為民主社會公民，我們有理由關心公共事務，不但是因為有參政權的我們必須為政府的錯誤政策負責，也是因為公共政策的品質攸關我們的生活福祉。然而，當你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深入了解，你通常也會對於此議題的解決越來越不報希望，因為你發現，許多問題環環相扣，例如：
- 我們的教育有很多問題。
- 這些問題不管從制度還是教學面都難以解決，因為它們最終源於升學主義。
- 升學主義源於家長和學生對於未來生計的不安全感。
- 不解決經濟問題，就難以解決教育問題。
有時這些問題甚至會形成難解的惡性循環：
- 有些人認為，比起硬性的法律數字規定，健康的勞資協商會是勞資問題更好的解決方案。
- 然而因為勞資問題而陷入最差處境的那些勞工，最沒有進行勞資協商的本錢，更罔論這協商健不健康。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往往來自結構，結構難以打破，問題就一直存在。你幾乎在所有社會議題上，都可以看到這些影子。
有些問題可以用錢解決
上面那些問題都很難搞。在教育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很棒的教材，訓練很棒的老師，但就算這樣，也無法阻止學生僅僅以大考高分讀書，或者僅僅以將來出路選擇類組和校系。教育最抽象的目的，是讓人成為能過好生活的人，但是一旦工作壓力存在，教育系統似乎也成為令人痛苦的一部份。在勞工領域，我們可以設計完善的法規，但就算這樣，也很難保障每個工作現場的互動公平。在這裡，勞資難以對等協商只是問題之一，另外還有工作環境、潛規則和性騷擾…等等。
以上的難題大概可以總結為：我們很難用制度化的方式，給人真正的自由。在經濟壓力底下，學生沒有真正的自由去學他想要的東西、接受有意義的教育。不管法律多漂亮，在實務面，勞工很難有真正的自由跟老闆討價還價、拒絕不合理的工作環境和潛規則、性騷擾。
聽起來不可思議，上面這些問題很難用制度舒緩，但用錢卻好像有機會。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政策，學生未來的工作壓力被舒緩，就有更多空間掙脫分數的控制，接受自己喜歡的教育。如果我國有基本收入，勞工不需要背水一戰，有更多議價能力，也有本錢可以拒絕糟糕的工作環境，這將讓雇主有更多動機去改善工作環境。在一些情況下，這帶來的好處甚至可望回饋給社會，因為這些糟糕的工作環境本來可能會造就過勞的大客車司機和過勞的醫生。
製造實質自由
上面這些神奇的效應，用黃頌竹在〈無條件基本收入與不勞而獲〉一文裡的話來說，是因為基本收入為學生和和勞工帶來了「實質自由」。
有些人反對勞基法規定最低薪資，他們可能會說：你是勞工，你覺得薪水太低，大不了不爽不要做，法律又沒有規定你要接受工作。這種人強調，既然勞工擁有自由拒絕接受一份工作，那雇主應該也有自由決定那份工作的薪水。
然而，勞工真的有拒絕工作的自由嗎？如果拒絕工作會帶來沒地方住、小孩得送去社會局這類令人無法接受的後果，那麼我們會說，勞工雖然擁有拒絕工作的形式自由，但沒有拒絕工作的實質自由。也就是說，法律允許勞工拒絕工作，但實質上，勞工根本沒有本錢拒絕。
基本收入帶來的，就是這種實質自由。基本收入的金額大概無法讓你不愁吃穿，但它降低了找不到工作的代價，讓你真的有辦法去拒絕那些很有前景但令自己覺得無聊的科系，以及很糟糕的工作。哲學家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認為基本收入能為人帶來真正的自由，以上這些說法，就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