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的目的若非「應報」，難道是「預防」嗎？
有人認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思想，太過於殘忍，根本是基於素樸的正義觀的野蠻行為，這些人因此認為刑罰不能以應報為目的。如果應報不是刑罰的目的，那刑罰的目的是什麼？在刑罰理論的場域中，有另一個被廣泛認可的選項，那就是「預防」。可是，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真的沒有問題嗎？本文認為，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一樣會面臨許多麻煩的問題。
什麼是「預防」？
應報理論認為刑罰是針對過去，預防理論刑罰責任為刑罰是針對未來。過去發生的事已經無法改變，而刑罰是要讓未來更好。刑罰如何能讓未來更好？不同的預防理論論者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可以將預防理論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前者的預防對象是一般社會大眾，後者的預防對象則是特定犯罪者。一般預防理論主張，透過刑罰來嚇阻一般社會大眾，讓其不敢犯罪，即所謂的「消極一般預防」；或者，透過刑罰來維持一般社會大眾遵守法律的意願，消除社會因為犯罪者破壞法規範的行動而產生的不安，即所謂的「積極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理論則主張，刑罰的施加，是為了降低犯罪者未來復歸於社會後再犯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無論是哪一種預防理論，他們都認為刑罰應著眼於未來。而且，我們會發現，他們都將刑罰當作是一個滿足外在目的1的手段，只是外在目的的內涵不同。雖然，最終目的似乎都指向了社會安全。
問題一：如何證明外在目的因刑罰而被滿足？
預防理論主張刑罰是用來產生特定效果。刑罰有沒有特定效果，是事實問題，需要實證的支持，而預防理論正是在實證上遭遇麻煩。
最常見的反映社會事實的方式就是統計數字。如果預防理論論者訴諸統計數字，像是犯罪率／再犯率，去顯示刑罰確實能夠滿足其設定的外在目的，即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然而，要證明刑罰與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相當困難。
一個人是否犯罪？犯罪者復歸於社會之後，是否再犯？其間牽扯的因素實在過於複雜。犯罪的發生，可能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扭曲，可能是因為經濟條件的低落，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的惡劣，也可能是基於某些相當偶然的因素。刑罰對於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的實質貢獻究竟有多大，是一個相當不容易證實的問題。甚至，我們可以懷疑，刑罰和犯罪率／再犯率的變動之間，是否根本不相關（irrelevant）？
因此，如果預防理論論者沒有給出好的說法，解決實證上的麻煩，然後告訴我們說，刑罰確實能夠滿足他們設定的那些外在目的，那預防理論關於刑罰目的的提案就會欠缺說服力。
問題二：尊嚴的侵害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785）中，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提出一個無條件的道德要求，即人性公式（The Formula of Humanity）：
「如此行動，即無論在你的人格，還是其他每個人的人格中的『人』，你始終同時當作是目的，絕不只當作工具來使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頁53）
康德認為，一旦我們違反人性公式的要求，就構成對尊嚴的侵害。但是，為什麼將某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使用，就構成對尊嚴的侵害呢？
根據康德的觀點，人作為主體的價值，不同於物作為客體的價值。人，具有尊嚴（dignity），即具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物，只可能具有價格（price），即具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一旦我們將某個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使用，等於是將其視為純粹的客體，貶低其作為有尊嚴的存有者固有的內在價值。不把人同時當作是人，卻把人僅僅當作是物來對待，就構成對尊嚴的侵害。
聽起來很抽象，讓我們再簡單鋪展一下康德的想法：康德認為，物的價值，總是相對於其被設定的目的而存在。也就是說，某物總是因其作為一個用來滿足某個被設定的目的的工具而具有價值，譬如說：鉛筆是有價值的，是因為它可以用來寫字；眼鏡是有價值的，是因為它可以幫助近視的人看得更清楚。但是，目的是由誰來設定的呢？康德主張，目的是由人類來設定的，因為唯獨人類是自由的，能夠依照自主意願決定自己的行動及其目的。既然物的價值，總是相對於人類設定的目的而存在，我們可以說，物的價值總是來自於人類的賦予。如此一來，人類就成為一切價值的來源。就康德來看，作為一切價值來源的人類本身，即具有一項與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價值，也就是尊嚴。2
那麼，不應該將某個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對待，而必須同時當作是目的，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意思？舉例來說，當你走到手搖飲料店，想要買一杯去冰半糖的紅茶拿鐵，你應該要如何對待眼前的店員，才算是同時將其當作是目的，而不是僅僅當作是工具呢？簡單來說，你必須要尊重眼前的店員，而尊重的態度展現於，你必須要考量到店員的自主意願，而不應該將其當作是實現自己購得一杯去冰半糖的紅茶拿鐵的目的的純粹手段。如果店員肚子不舒服，想跑廁所，你不應該強迫他先幫自己調好飲料；如果店員調製飲料的動作很慢，你不應該辱罵他；如果店員忘記去冰，加了全糖，你也不應該直接將飲料甩在店員身上。你可以拍打故障的自動販賣機，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但是不能夠如此對待店員，因為店員是人，而人就具有尊嚴。
讓我們回到預防理論的討論。很清楚的是，無論是一般預防理論，還是特別預防理論，他們都將犯罪者僅僅當作工具，用來滿足其設定的各種外在目的。不是施加刑罰於犯罪者，讓其成為受罰的範例，好讓一般社會大眾不敢、不願犯罪，就是施加刑罰於犯罪者，透過刑罰帶來的痛苦，抑制和消除犯罪者為惡的性格和念頭，使其不再成為危害社會安全的風險來源。如果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在國家的眼中，犯罪者即淪為一個為滿足國家所設定的目的的純粹手段，如同在你的眼中，店員有可能淪為一個為滿足你所設定的目的──購得一杯去冰半糖的紅茶拿鐵──的純粹手段。由此可知，從康德的觀點來看，預防理論，不僅僅將刑罰工具化，還進一步將犯罪者客體化，構成了對犯罪者的尊嚴的侵害。3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有一段直接相關的評論：
法官的懲罰絕不能僅作為促進另一種「善」（對於罪犯自己而言，或是對於公民社會而言）的手段而被施加於罪犯，而是得始終由於他犯了罪，而被施加於他；因為人絕不能被當作達成另一個人的意圖的手段而被利用，而且被混雜於物權的對象之中。（《道德底形上學》，頁184-185）
問題三：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罪刑相當原則是刑法上，乃至於我國憲法上的基本原則，其內涵可簡單表述為：「重罪重罰，輕罪輕罰」。換句話說，你犯了多重的罪，就應該要受到多重的刑罰。刑罰的輕重，必須要能夠和犯罪者的罪行輕重，嚴格地對應。其實，這相當符合我們對於正義的想像：每個人得其所應得。如果一個人只是在便利超商偷了一碗泡麵，國家卻處以極刑，這顯然相當不公，因為他得到其不應該得到的對待。
然而，預防理論的主張，卻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因為預防理論關心的問題是：其設定的外在目的是否能夠被刑罰給滿足？按照一般預防理論的觀點，重點是刑罰能否讓一般社會大眾不敢、不願犯罪，而不是刑罰是否和犯罪者曾經犯下的罪行輕重，嚴格地對應，故不排除會出現過度加重刑罰的情況，因為能夠滿足外在目的的刑罰，就具有正當性。
即使是特殊預防理論，也會面臨相同的困難，因為每一個人對於刑罰的感受度都不相同。有些人只要給予輕微的懲罰，他就不敢再做壞事，而有些人卻必須受到相當大的痛苦，他才會知道自己錯了。如此一來，勢必會出現「重罪輕罰，輕罪重罰」的現象，因為就特別預防理論來看，刑罰是否具有正當性，在於其外在目的能否被滿足，而不在於犯罪者過去犯下的罪行嚴重程度。
小結
綜上所述，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不僅要面對實證上的麻煩，還會構成對犯罪者的尊嚴的侵害，讓其淪為滿足社會安全的純粹手段，甚至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導致重刑化的結果或產生「重罪輕罰，輕罪重罰」的現象。本文認為，如果想要主張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就必須成功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否則該主張恐難以成立。
NOTE
- 外在目的，指的是外在於刑罰的目的。強調目的是外在於刑罰的，是因為該目的並不專屬於刑罰。也就是說，這些外在目的，同樣能夠被刑罰外的其他手段給滿足。
- 本段對康德的詮釋，參照 Korsgaard, Christine M. 1996. Kant’s Formula of Humanity. In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106-13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就康德來看，不應該將某個人僅僅當作是工具的要求是絕對的、沒有例外的。然而，當代學者有不同意見，像是 Tadros 主張「工具原則」（the means principle）有其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應該將某個未善盡其責任的人當作是工具來對待，詳細討論參照 Tadros, V. 2011. The Ends of Har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FERENCE
Kant, Immanuel，1990，《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李明輝譯，初版，臺北：聯經。
Kant, Immanuel，2015，《道德底形上學》，李明輝譯，初版，臺北：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