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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性犯罪案件發生且受害人為女性、加害人為男性時，有些人關注的重點並不在於加害人的犯罪行為，反而是該名受害人當下的穿著如何。反對這種說法的人則常引用比利時的性侵受害者衣物展覽作為例子，該展覽以「你們當時穿著什麼？」（What Were You Wearing？）為題，試圖告訴觀眾：受害人的服裝與性犯罪是否發生並無關連。
另一方面，儘管我們越來越鼓勵女性自主、自由選擇服裝，卻時常有人擔心這會造成女性自我物化的問題，他們主張，當女性穿泳裝自拍並上傳至社群媒體，就彷彿意謂著：該名女性正在邀請旁人物化自己。
事實上，自我物化的討論由來已久，早在上個世紀，由作家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擔任總編輯的女性雜誌《柯夢波丹》，就時常因為雜誌封面多以性感嫵媚、時尚的都會女子為主角而引來批評，論者認為這樣的雜誌是「物化」女性、助長厭女文化。1
從上述情況看來，在性犯罪裡，受害女性不必為自己的服裝而承擔額外責任，但在性犯罪之外，女性似乎仍有特定的服裝規範必須遵守：不該穿著滿足男性凝視的衣物，更不能從中得到快感。在這個社會，女性似乎依然無法自由的穿衣服。
以下將分別討論造成上述現象的兩個擔憂「助長厭女文化」及「女性自我物化」，若我們能解消這樣的擔憂，將有助於促進女性的自由、還給女性應有的著裝自由。
厭女文化的鞏固或破除
有些人擔心，若女性在穿著打扮方面持續滿足某些男性的想望（無論刻意或非刻意），可能會使厭女文化更加鞏固：讓社會將「女性打扮必須符合主流審美」視為女性義務的情況變得嚴重。
然而，在擔心什麼樣的舉動會助長厭女文化前，我們應該先了解什麼是厭女，以及什麼樣的情況會觸發厭女。
哲學家曼恩（Kate Manne）認為，厭女情節是父權體制下的執法機制，它將女性分為好女人和壞女人，針對前者予以獎勵並懲罰後者。而區分女性好壞的方式，則是依照女性服膺父權秩序的程度決定。2
在曼恩的分析中，只要女性不符合父權規範便會有可能引發厭女機制的作用。例如，在父權體制下，女性被期待是供應者，提供男性種種好處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包括持家、性愛、生育、自尊。若女性太像（男性的那種）人類，例如做自己，甚至是搶走了人們本應對男性的關注，那麼這名女性勢必會在「供給」上有所怠慢，在「希望女性提供自己好處」的需求沒有減少的情況下，這樣的女性就足以讓人憤怒。3
換言之，僅僅是「女性打扮符合主流審美或男性喜好」並不一定總是會助長/鞏固厭女文化，更進一步來說，若該名女性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打扮而非考慮他人，反而可能導致厭女機制的作用，例如，立委賴品妤在競選期間，就常因其泳裝照或角色扮演照而遭到性羞辱。如此一來，女性按自己的喜好做打扮，其實可能是發起挑戰，進而達到破除厭女文化的作用。因為當所有女性都這麼做的時候，厭女機制所仰賴的「好/壞女人」標籤將會失去效力。
女性自我物化與從服裝中得到的三種快感
基於以上，至少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確定，僅是女性依照自己的喜好做打扮不容易有「助長厭女」的問題。
然而有些人是擔心女性有自我物化的傾向，他們認為，女性不應該穿著滿足男性凝視的服裝，更不該以此為樂。在此，「物化」並非指特定數種穿著方式，只要此種打扮足以讓部分男性感到愉悅即可。
對比以上擔憂，女性主義者楊（Iris Young）則認為，正是父權社會要女性為了男性凝視打扮，接著再要女性因自己可能從該服裝中獲得快感而感到羞恥。4
依照楊的說法，要求女性不能從服裝中獲得滿足感或愉悅等正面感受的人，反而是落入了父權社會的圈套。
楊發現男性凝視者往往將懂得打扮（或在意打扮）的女性描繪為「只懂得專注於魅人的裝扮技巧」，因此這樣的女性是多愁善感且膚淺無知，對男性凝視者而言，女性能從服裝中獲得的快感便只有自戀。5
循此脈絡，顧影自憐的女性並不讓人驚訝，他們僅是在「模仿」男性的凝視，而非長出自我意識，只會「模仿」男性的女性對男性霸權並不構成威脅，也沒有顛覆父權秩序的危險。
如果事實如同男性凝視者所述，女性似乎一旦穿上服裝就失去了作為主體的可能，而只能是被觀看與被評論的客體。
然而，楊認為上述僅是男性凝視者的想像，他發現女性應該還能從服裝中得到三種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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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
當女性看著自己身穿某服裝，服裝的快感部分即為布料的快感，以及布料懸垂在身體周邊的方式。在此，楊所謂的觸覺，不只包含我們的皮膚感受到布料質地的官能，也包含其他感官的官能，例如上述所提及的「我們看見布料懸掛在身體周遭」，即為一種非屬於凝視而為在光與色彩中的浸浴之視覺模式。 -
相繫
在我們的社會，女性常常能從分享服裝中建立起親密關係。在這些關係裡，女性不占有自己的服裝，而是與它們共同生活，於是，在透過服裝與其他女性相繫的過程裡，重要的不在於表面上的交換，而在於女性是否願意讓另一名女性進入自己的生活。在此，服裝提供給女性的快感在於選擇、嘗試、（和其他女性）談話、在於彼此的分享。 -
幻想
最後，女性的快感也來自於「看服裝」和「著衣女人的意象」。女性看鏡中的自己能有很多方式，而這些方式皆無涉客體化的凝視，而是把自己去實體化，轉變為一個意象或一個非實在的身分，我們並不是幻象自己成為他人。服裝意象提供的是無限的之前和之後，朝向眾多變身的可能性。6
有別於男性凝視者的想像，上述三種快感的來源皆與男性凝視或女性作為客體無關，而是來自於女性的主體性：女性感受服裝、女性和其他女性分享服裝（生活）以及女性想像自己的可能性。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得以自由選擇服裝且無須懷有罪惡或羞恥感。
女性於是不必在著衣時考量男性凝視（無論是滿足或是擺脫），而是為了自身的快感及情慾。
小結
本文藉由曼恩和楊的分析主張，倘若我們的目的在於打破父權規範，僅憑藉「女性應注意穿著，擺脫男性凝視」似乎無法達成目的，甚至「女性不該從服裝中獲得快感」這樣的要求還與父權規範類似。我們所需要的應是讓「女性情慾展現」這件事成為可能且可追求的選項。
另一方面，根據以上論述，部分女性主義者顧慮某些女性的服裝有「助長厭女文化」或「女性自我物化」的問題也將不存在，我們因此能不分時刻的鼓勵女性，依自身喜好作打扮。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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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舜翔，《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八旗文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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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 Manne. 2019，《不只是厭女》，巫靜文譯，麥田。譯自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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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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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Young〈找回服裝的女人〉，載於《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商周出版，2007。譯自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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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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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