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暫時讓我撤回這篇的投稿。
一名婦人強逼北一女學生讓位，讓社會出現了開始反思博愛座設置的聲音。在國發會的「提點子」平台，「廢除各項公共運輸工具上博愛座之設置」的提案，已經有超過 7000 名網友附議。
明顯地，博愛座不只是博愛座——更進一步說，博愛座之所以是博愛座，是因為有個圍繞著它的文化。這是博愛座的核心，它提出了一種責任分配的制度：坐在博愛座的人，具有更多的讓座責任。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好好地討論這個讓座責任，指向這個核心來發問：首先、為何坐在博愛座上的人具有更多的讓座責任？其次、背負這個責任與讓座文化的關係是什麼？這又會有什麼影響？
最後，我要結論的是，根據讓座文化的有無與差異，我們如何來決定，博愛座是否該功成身退？
博愛座的責任分配方式：誰更有讓座責任？
在一個客滿的公車上，一個需要者上車了，坐在博愛座上的人，為何比沒坐在博愛座上的人有更大的讓座責任？
首先，「由博愛座上的非需要者讓位」並沒有比「由一般座上的非需要者讓位」帶來更多的效益。事實上，由任何座位上的非需要者來讓位，能帶來的效益可以說都是相同的。
甚至就長期來看，「所有人都考慮讓位」要比「博愛座上的人更需要考慮讓位」要更能確保是「由較不需要的人來讓位」的情況，而這能帶來最好的效益。
其次，坐在博愛座上的人不一定是自願的，他和所有人都買了同樣規格的票。他坐在博愛座上是考慮到「因為我並不需要，等等可以讓座 : ) 」 嗎？有可能啦。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幹沒位子了，腳好酸喔先坐一下博愛座希望等一下不用讓座。」如果要求他更應該讓座，我們是在要求他做一件自己不願意的事。當他和你付了同樣的錢，理由是什麼？
如果是因為「讓座是一件良善的事」，那麼，為何一般座的旅客不必認為這是一件良善的事？是否博愛座上的人必須同時將良心準備好、隨時帶在身上？
這兩個論點，前者從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出發，探討一個行為或它的規則是否能為我們帶來最大效益；後者是從義務論（Deontology）出發，追問如果將這人當成有主體性的人來對待，他有什麼理由應該讓自己遵守規則。
在這裡唯一的理由大概是：這是我們約好的，一個約定而成的責任。只要你搭車，你就要服從這個責任，接受「博愛座更應該讓位」的規則。這也意味著，這是一個沒有道德原則反思空間的規則，因為它原先就是來自約定，但也只是來自約定。
從責任分配到讓座文化：誰想背負責任？
在實際應用中，博愛座的責任分配方式有幾個自然會有的蘊含：
- 坐博愛座的人比起其他人有更大的責任考慮讓座。
- 只要博愛座上的非需要者沒有讓位，一般座上的人並不太需要考慮讓位。
- 如果坐上博愛座，你就要同意「你比一般座的旅客有更多的讓位責任」這件事。
我們在搭車場景中，就可能會遭遇到以下的難題：
之一、要不要坐博愛座？
如果我坐博愛座，就意味著我必須接受「更大的讓位責任」。但如果我不坐博愛座，我會沒位子坐，而必須站著，即便目前看起來沒有人需要被讓位。
之二、要不要讓位？
我雖然坐在博愛座上，但我今天經痛非常嚴重。有一個 80 歲的老人上來了，我應該讓位嗎？還是我應該在胸口掛一個「我經痛」的牌子，來讓對面的那個人不要這樣看我？
之三、要不要先讓位？
我坐在一般座上，有一個 80 歲的老人上來了，我雖然不是特別累但還是想坐著，對面的女生不是坐在博愛座上嗎？應該是他要讓位吧？
這些難題，總歸來說，可以總結成兩個現象。
一個現象是「聚光燈效果」：對於社會化的人們來說，很容易意識到承擔承認所伴隨的風險，也很容易意識到如何將責任隱沒起來。坐在博愛座，形同將聚光燈打在自己身上，讓自己被放在一個更高的責任檢視標準下。
另一個現象是「善行與責任的觀感衝突」：「博愛座讓座」就是來自於「約定好的責任」嗎？其實不一定，我們想像，有一個人讓座，其實是充滿善意的，即使想坐著他還是站了起來，但他恰好坐在了博愛座上。這種「讓座的善行」與博愛座「讓座的責任」在觀感上是難以區分的。一個坐在博愛座上讓座的人，和坐在一般座還讓座的人，誰做的事比較像是善行？不知道，但是我們更容易判斷，在一般座上的人讓位更像是善行，因為坐在博愛坐上的人「本來就應該讓座」。
這兩個現象並非說明了，博愛座就是不好的制度。這兩個現象只說明了，博愛座現象提供了一些由他而來的選擇問題，裡面的選項與通俗的「道德感」有關。決定讓座行為如何詮釋以及如何展現出道德感的，就是讓座文化。
讓座文化會決定這些問題的答案：
首先，人們是否傾向不承擔更大的讓位責任？或者更進一步來問，「承擔責任」在當前的博愛座文化中，是否被顯題化？人們不在意你是為何坐博愛座嗎？是否會善意解釋你坐在博愛座上這件事？還是會直接認為「博愛座就是比較差的位置」？
其次，人們傾向信任你的行為嗎？如果你看似健康而不讓位，人們傾向認為你「自私」還是「有苦衷」？在我們的社會中，道德批判是以理解和善意為中心，還是以武斷與批判為中心？「隱性需求」經常被忽視、甚至被譴責嗎？我們的社會重視個人的自主性嗎？
博愛座保護了什麼？
要回答這些問題，或許需要更詳實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然而我並不諱言，我的立場和觀察目前是：在我們的讓座文化中，「博愛座是比較差的位置」，而「我們並不重視個人的自主性」。加上社會中充滿無所不在的過度簡化的批判與要求，我認為目前的讓座文化，並不適合繼續設置博愛座。
或許，博愛座確實在促成讓座文化上具有影響力，它在一個不認為具有讓座責任的社會中，提供了一些壓力，讓弱勢能夠減少交通危害、獲得保障。它甚至很可能提供了某種示範作用，讓人把「讓座」放在心上。
然而，在當前的讓座文化中，博愛座開始成了道德負擔。這種道德負擔並不具有在道德上的積極基礎，甚至造成了人們生活上的困境。無論是承擔責任與讓座的價值的衰退，還是聚光燈效果造成的座位浪費，與考慮到倍感壓力的隱性需求者。
一旦廢除了博愛座，那麼所有座位對於「讓位」的道德考量都是相同的，這樣一來，聚光燈效果將會消失，責任承擔重新成為自願的，隱性需求者也能自在隱入人群。人們必須考慮「他人是否比我更加需要」（或是「我這樣是不是很帥氣」），出於自願地將座位讓給他認為更需要的人；而非考慮「我是否負有更多的責任」，才將座位交給需要者。
這種文化長期來說不僅具有更大效益，就社會風氣而言，也更加令人滿意：人們出自對他人的著想，自願地背負起並不是「原本就有」的責任。這使得讓座的行為普遍來說更具有善行的表現。
沒有了博愛座，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沒有其他能夠鼓勵讓位的配套政策，特別是在如今的讓座責任思考的延續下，譬如，透過廣播、標語與其他的宣導方式。
如果說，博愛座今天還有真的存在的必要，它的意義和原先有的善行其實是完全相反的。它如今的更大功能並不在保護弱勢者，而是在保障坐一般座的人。它的最大功能在於騰出了一個空間，讓坐在一般座上的人可以想，只要博愛座上還有非需要者坐著，即使有需要者站著，讓座也不是我的責任。這保護的其實不是弱勢者的權益，而是購票者的權益：在車上有一些位子，是比較不需要考慮讓位的安穩的位子。
如今，我們是否能說，博愛座其實該功成身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