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問題~那我這樣改好了。
＊本文投稿「烙哲學@udn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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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為祖先的罪惡負責嗎？集體責任的道德爭議（標題）
前陣子，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了戰後七十周年講話，內容有一句話引來外界批評，他說：
「現在我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超過了總人口的80％。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
在這裡，安倍的話可能隱藏了一種「人只需要替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的道德信念（又或者他只是表達道歉的不耐），不過，當面對這種「信念連結去歷史責任」的問題，身處在同一社群的人往往會有不一致的判斷。
正如我曾問過好幾位朋友：「到底日本需不需要為過去所犯的歷史過錯負責？」，大部分都認為需要，但當我指出「絕大部分當時支持侵略的日本人都死了」，這時候又會有人認為新生代沒有這個道德責任。
同樣的情況若然是套在「六四」去談，即使主張者死光，相信我們也難以接受中共毋須負起這個道德責任。問題是，在這裡我們有不一致的道德信念嗎？如果有，我們自然應該貫徹一致的原則，但其中的爭議又似乎不那麼簡單。故就著這個課題，我想在這篇文章嘗試談談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分享幾個思考的切入點，希望對大家思考這個問題有益。
甚麼是集體責任？
當我們說一個群體應該為其所導致的傷害負責時，我們追究的是集體責任。但到底甚麼是「集體責任」呢？其實它與個人責任有些相似：涉及某種主體對造成傷害的過失和責任。這種主體必須是能夠依據普遍的是非觀念做道德判斷，以及為其行為負責的個體。
一般來說，我們追究道德責任都是以這樣的個體為對象。但不同的是，集體責任的觀念並不是如此，它並不是將過失和責任連繫於每一分離的個體，而是將道德責任的根源放在群體根據共識而作出的行動。簡略來說，集體責任並不是從個體層面出發，而是從群體層面作道德分析。 1
真的有集體責任這種東西嗎？
不過，這種將個人責任觀念套用在集體責任的做法也遇到不少批評，譬如有些個人主義者會批評它抵觸了個人責任原則，以及不公平地追究責任。
比如說，道德責任的來源一般都是由個體形成意圖或判斷，並自主去導致傷害而來。但問題是，群體如何形成這種意圖或判斷？如果說「意圖」是一種心理狀態，那麼群體本身並不能夠進行思考和形成意圖，那又如何追究這種群體的道德責任呢？2
再者，一個集體是由不同的個體所構成，不同的個體之間未必有一致的意圖、主張、信念和行動，如果我們把道德責任放在「群體」上來考慮，那豈不是忽略了其他被迫、不自願、或是沒有意見的人？以上兩點是想指出，第一、群體本身無法形成意圖和判斷，因此不能作為有能力做道德判斷的主體。第二、假如集體責任是可能的，則會連累那些沒有參與，沒有帶來傷害的個體，這至少會對某些人（包括後來加入群體的人）不公平。
能用「團體共識」來談集體責任嗎？
你可能會說：「難道我們就不能通過某種正當程序例如契約、選舉、公投等方式來形成群體共識嗎？在這種意義之下就能在尊重個體的情況下產生集體意志。」對於這點，批評者仍可能會指出：無論我們如何找出共識，這些方式終究還是無可避免地會掩蓋少數人意見，即使是民主社會的政策，也不可能得到每一個體的認可。更何況在二戰時間，當時大部分國家也不是充分民主化，做決定的往往只是一部分的領導者。故此，如果追究這種道德責任的話，那牽連「無辜者」的問題又要如何處理？
在什麼時候，個人該受到集體責任牽連？
此外，我們總會問：「個體在甚麼條件下需要以一群體的身份承擔道德責任？」假如他沒有直接參與傷害事件，我們是否可以根據其身份、血統、或國籍上的因素而將之納入集體責任的範圍？比如說，一個長期居美，從未與戰爭有過關係的日本人，他需不需要因為血統而背起日本的集體責任？3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譬如我們應否讓所有德國人對二戰期間死於在集中營的人負上責任？對於女性在社會上經歷過的性別壓迫和性暴力，我們可否合理地追究所有男性？我們是否可以追究美國所有白人對黑人施予的種族主義對待？4
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可能相容嗎？
以上有不少質疑和困難，不過集體責任的擁護者仍可以嘗試回應，並主張集體責任的觀念能夠相容於個人責任的觀念（雖然可能限於自主選擇的情況），我認為他們可試著從以下兩點來辯護：一、自願接受的身份認同，二、個體在社群的參與和受惠。
1. 自願接受的身份認同
首先，或許我們可以說，如果一個人自願選擇去接受某一個身份，他就是同時接受且需要背負來自這個身份認同的過去，包括其歷史的集體責任。
這點可能比較複雜，因為它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意義。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身份認同並不是一種實然的判斷那麼簡單（一個人固然可以生在某一國家，但同時不承認自然作為國民的身份），它的內容並不是彈性得可隨便選擇性地接受，比方我們不可能說過去以「日本」這個群體所做的事不算數，而只接受目前的日本。
也就是說，當我們接受一個身份認同的時候，難免會捆綁著一些「內涵」，這些內涵包括著集體的過去，從而使得承認這種身份認同的日本人需要背負其歷史責任，即使他根本沒有直接參與，甚至不同意當年所為。
你可能會問，為甚麼身份認同必定包括了一些內涵？假如我自願接受「日本人」這個身份認同，難道就要承擔起「侵華」事件上的集體責任嗎？
這裡帶出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我們可能需要解釋群體的同一性，以說明一個持續的身份如何可能，為何會包括著某些內涵；第二、「集體責任」的考量會不會有一種盲點，總是錯誤地追究道德責任的應負擔者？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其實形上學也有「跨時間等同」的討論，如果人身同一性的理論能說明個人需要承擔自己過去的責任，那我初步認為它可嘗試應用在解釋群體的同一性。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在考慮集體責任的時候，其實還要判斷到底是哪個群體作出了傷害，從而針對地追究責任，這樣才能合理地將道德主體承擔自身責任的觀念應用在「群體」之上，而不一定是某個既定身份的責任。
2. 個體在社群的參與和受惠
另一方面，我認為人們可能會從個體在社群的參與來論證。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說他們認為一個人身處在群體內其實就接受了群體不少的好處，包括享受群體從外侵得來的資源，而且他參與在社會的協作裡，包括就業、交稅、生兒育女，這些活動事實上就會成為其他成員（例如軍隊）的資源，讓他們去購買或製作裝備。在這個意義上，即使個體不是直接參與，其實也是間接促成傷害的結果的。但當然，我認為我們還可以接受某種「脫離群體」的標準，從而說明某個強烈反抗的個體不需要作為群體負擔集體責任，譬如是不惜犯下「叛國罪」的反抗，我認為這是大部分人能夠接受的其中一種「脫離群體」的標準。
3.區別開個體責任的集體責任
剛才兩種方式可以嘗試說明「沒有直接參與」的個體，如何能夠在其他意義之下作為群體一同承擔集體責任。但還有一件事要注意，有些觀點主張把「個體責任」和「集體責任」區分開來，認為新生代在這種意義下雖然具有集體責任，但卻沒有個人責任。意思是，我們無法把集體責任直接「分割」於每一個體，而只能夠追究集體本身。譬如我們可要求集體作公開道歉，但卻不能夠如此要求其中的每一個體。因為在這種意義之下個體只是作為群體的身分來承擔責任。
也就是說，一個人作為群體的一份子，可以與其他個體一同以群體的身份承擔集體責任。但在導致某些傷害的時候，如果他們是扮演主導的角色，那還會同時追究其額外的道德責任。（這做法並不是從集體責任直接分割出來，而是另一獨立的責任追究。）
譬如以日本投降之後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上對甲級戰犯的懲罰為例。作為日本這群體的一份子，戰犯會與其他個體一同承擔「日本」的集體責任，但同時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策劃者，他們依然會被軍事法庭追究其個人責任。
甚至，我們可以同時追究兩個集體集任，比如說「德國」作為一整體在二戰時期對鄰國侵略的集體責任，以及其中一份子的「納粹黨」的集體責任。這種方式可以解釋在集體責任的觀念之下，我們如何能合理地追究不同的持份者。故在討論戰爭責任的時候，我們通常還可以區分政府（國家機器）、發動者、極端的執行者，以及一般人民。
結語
以上大概刻劃了「集體責任」的道德爭議以及可能辯護的方向。不過，在這篇文章我仍保留了一些問題未探討，比如說，新的群體在這種意義之下具有多大程度的責任？當新的群體與歷史過失的因果關係愈來愈遠，這種道德責任又可以持續到甚麼時候和甚麼程度？若有人細讀安倍的戰後講話，或許也會認為他有表達相似的不耐。而當情況涉及這些具體事件，我們可能還要討論怎樣才算承擔了道德責任，以及怎樣的道德責任會要求怎麼樣的補償。希望往後有機會的話，我能就著個別問題再跟大家深入談談。
NOTE
- 這裡的解說取自SEP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條目中的 Intro，不過並未完全使用當中的術語。
- 這裡有關 mental states 的質疑參考自條目〈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條目裡的「Making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ctions, Intentions, and Group Solidarity」一節。
- 對群體的劃分除了以人種為單位（白人和黑人），還有以國家為單位（中國和日本）、以及民族為單位（德意志人和猶太人），甚至是以性別為單位（男性和女性），這些劃分都與「集體責任」牽連範圍的爭議息息相關。
- 這裡的質疑取自〈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條目裡的「Ca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be Distributed?」一節。
- 感謝烙哲學寫作群給了文章不少寶貴的意見，以及阿俊的幫助，這篇文章有賴他們建議和協助。
＊本文作者為陳培興，在香港修讀哲學，致力於道德和政治哲學領域，現經營個人網誌《書寫隨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