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之後，如何當一個「完美」受害人？

烙哲學專欄 已上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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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騷擾和性侵等性犯罪案件裡，受害人時常蒙受污名。例如，刻板印象讓人們認為男性總能從性行為得利，因此不真正「受害」，因此當男性受害人出面指控，容易遭到嘲笑並被指責不夠陽剛、不像個男人；厭女情節則讓人們容易認為，要不是女人自己不檢點，也不會成為性犯罪受害人。

社會學理論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1963年的著作《Stigma》裡提到社會整體往往加諸受污名者許多行為準則，這些準則間常有分歧或矛盾，使得你一旦遭受污名，就很難滿足那些「為你好」的社會大眾。例如，受污名者會被警告不要完全接受他人對自己的負面看法，也不要丑角化（minstrelizaton）（例如在團體裡扮演逗大家開心的角色、刻意拿自己的身分開玩笑）然而，受污名者也時常被認為不該「去丑角化」、「裝正常」。我認為高夫曼的觀察同樣適用於性犯罪受害人。一旦你不幸遇上性犯罪，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要求你遵守互相矛盾的行為準則，讓你總是難以「合格」，更別提當一個「完美」受害人。1

不脆弱就不是受害者，夠堅強才能保護自己

  • 準則一：保持脆弱而無助。

刻板印象上，社會認為性犯罪受害人總是脆弱而失語。這是為什麼有人嘲笑#MeToo運動的參與者，認為他們「很有精神的在進行控訴」，想必只是在「假裝自己是受害人」。

  • 準則二：禁止柔弱。

然而實務上，當受害人要替自己爭取權利，社會往往會要求他展現理性、說明情節。若受害人脆弱失語，則可能被說是「裝柔弱」、「騙取」。例如前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要求遭受性侵的同學「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2

當受害人未能遵守以上兩項準則時，其受害人的身分便會遭到質疑，甚至被視為為了騙取注意力而不擇手段的人。即使日後判決確定、受害人身分「獲得」法院認證，那些曾質疑過受害人的人也未必會感到抱歉，他們如若不是繼續將錯推給受害人：都是受害人沒有遵守行為準則——不夠脆弱或太堅強——才會「害人」誤會。或者是繼續對受害人保持懷疑，質疑他們「假裝」的太成功，連法官都被騙。

你該學習放下，但也要堅持控訴

  • 準則三：學習放下、練習寬心。

有些人認為既然性犯罪帶給受害人巨大的傷害，那受害人應該更專注於照顧自己，學習放下，例如和對方和解，不再提起這件事，更別參與#MeToo運動。受害人被教導，唯有練習寬心才能重返自己寧靜的生活。

  • 準則四：堅持控訴。

另一些人則認為正因為性犯罪的加害人不該被寬恕，因此受害人都應該現身，如果不站出來，則「日後都不該再怨恨上帝」並且「（如果往後才發聲）同樣也不會有人幫助你」。而當受害人選擇和對方和解，則會被說是「只是想要和解金」，甚至被質疑到底有無受害。例如，許多人都認為，既然服務生和球星布萊恩（Kobe Bean Bryant）最終達成和解，那麼布萊恩或許當初根本沒有性侵服務生。

噤聲的命運

受害人似乎註定無法滿足社會要求的準則。

如果受害人表露出情緒，會被指責無法理性處理問題；若受害人表現冷靜理性，又會被質疑是否真曾受害。那些站出來指控的受害人，會被勸告「還是以照顧自己為主」；那些在指控上表現不夠積極（未達旁人期待的程度）的受害人，又會被警告「自己不站出來，以後發生什麼事都是活該」。

這些準則看似替受害人著想，實際結果是讓其他人更加方便。只要受害人不存在，性犯罪和加害人就不存在，人們可以繼續活在「無害又和諧的社會」，不需要猜疑誰私底下其實是禽獸。因此，更進一步推論出的行為準則恐怕是：保持沉默。

高夫曼指出，那些給受污名的行為準則的諷刺之處：

不在於要求受污名者耐心等候婉拒他的人接受他成為他們的一份子，而是剝奪了他的反應，這卻可能是他的付出所能換回的最好收益。如果他真的想要盡可能活得「像任何其他人一樣」，並且「以他真正的樣子被接受」，那麼在許多情況下，他所能取得的最有利位置就是這種位置，然而這種位置卻隨時可能遭到撤回。3

性犯罪受害人是在現身後才成為受污名者，這使得其處境更為艱難，遭受污名和他人的蔑視彷彿是咎由自取。一旦受害人現身，他們身為人理應獲得的尊重就被撤回和剝奪。

被動迷思

有些人雖然知道不該給予受害人行為準則，卻會質疑那些轉發受害女性#MeToo貼文的人是在強化女性的被動受害者形象，他們主張：這種行為是出於刻板印象，才認為女性被動又脆弱。並以此來嘲諷女性主義者雙重標準或言行不一：一方面高喊拒絕性別歧視，一方面又將女性刻劃為被動的受害人。

這種指控顯然荒謬，首先，受害人是因為加害人的犯罪行為才不幸落在受害人的位子上，而非女性主義者的「刻劃」；其次，認為受害人必然被動則是一種迷思，儘管受害人遭受壓迫是事實，卻不代表他們沒有行動的能力。聲援#MeToo運動參與者並非強化受害人的被動性，正好相反，這是再次肯認受害人的能動性（agency），也就是說肯定受害人擁有為自己採取行動的能力。

綜合以上，該接受行為準則指導的應該是我們所有人：傾聽、尊重和支持那些為自己發聲的人。

NOTES

  1.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實際上高夫曼並未將受污名者做分類，因為高夫曼認為「受污名者共同擁有足夠多的生活情境，使我們能夠為了分析目的而將這些人全部歸為一類。」本篇將參照高夫曼針對受污名者之處境的觀察，試圖指出性犯罪下的受害人同樣是受污名者，並更進一步分析這些受害人的處境。

  2. 張娟芬，〈夏林清奇觀【輔大心理系性侵事件系列九】〉，《上報》

  3. Erving Goffman. 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曾凡慈譯，群學。譯自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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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沒有很認真地細讀過高夫曼那本，但我想問個問題是：這篇文章有多少東西是高夫曼講的，而有多少是作者剪裁過後用以方便討論用的。特別是高夫曼是否有那麼「貼心」專門以「受害人」為汙名對象來討論汙名管理？

從高夫曼該書的寫作來看，他應當是企圖分析出帶有汙名(stigma)者是如何在複雜的社會情境中進行互動，這之中部分受制於社會框架、但也部分地展現了行動者得能動性。但我不確定高夫曼是否有提出一個規範性的宣稱：嗯我們不應該用某種方式去看待某種身分唷！從文章及作者以往的寫作來看，我猜想這是作者自身(而不是高夫曼)的關懷(如果高夫曼有說，請告知然後原諒我的無知，感恩)。

倘若我上述的簡單腦補沒錯的話，其實這篇文章不是想要跟大家說「欸少年欸來讀高夫曼吧」，而是作者企圖部分引用高夫曼來談「作者自己的看法」。如果是這樣的話，作者可能需要在寫作上試圖分清楚「哪些東西是高夫曼的社會學研究」、「哪些東西是我自己的規範性觀點」。

一點淺見

#3

高夫曼沒有特別區分受污名者的類別，因為他覺得受污名者的處境高度相似因此可以一起談，不過我在這篇也沒有主張高夫曼有做分類。

高夫曼在這本書裡的確都是在呈現受污名者的處境，而沒有作出規範性宣稱、沒有要求大家應該怎麼做，但我在這篇裡也沒有說高夫曼有這類的宣稱。不過雖然我沒打算那麼做，但可能語意上讓人有所誤會，可以請你告訴我哪一段讓你有這樣的感覺嗎，謝謝你

#4

我如果沒有理解錯，這篇文章的寫作策略是：

1.高夫曼1963年的研究告訴了我們受有污名者在行動策略上的可能狀況

2.上述情境即便在21世紀的我們社會中的受害者也會有類似情況。因此，為了避免傷害到受害者，我們應該放棄那些看待受害者的方式

我覺得1跟2（特別是2的前半部）有不少地方在本文中是交織著的，特別是本文在介紹幾種策略的時候。大概是因為這樣我才會問說“喔原來高夫曼有討論受害者嗎”這類的問題。或許是這樣吧

#5

感謝你的回覆，這篇的寫作策略確實是這樣沒錯，為了避免讓人產生「高夫曼有將受污名者分類」這樣的誤會，我新增了註1，希望這樣有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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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在「脆弱或堅強」這一節之前，建議介紹一下高夫曼自己提出來的關於矛盾準則的例子（這例子不見得要跟性犯罪有關），這樣開場會比較順。

2

我同意陳冠廷的建議。目前的寫法，會容易讓讀者認為高夫曼有討論性犯罪受害者。我建議在（1）建議的段落之後加註「以下我將指出，高夫曼的洞見，也適用於性犯罪受害人」之類的文字。

3

在性犯罪的範圍內，你目前指出兩種內含矛盾的準則，能不能舉出第三種？這會讓論點更有說服力。

#7

嗨，一些後續的意見：

1

這句話不是很順，且應該有縮減空間，希望潤飾一下。

2

「丑角化」需要說明一下。

3

比「堅持提告」弱的版本是「堅持控訴」，你可以選一下。

4

在這句子之後，感覺可以整理一下前面的矛盾：如果受害人情緒化，會被指責無法理性處理問題；若受害人表現冷靜理性，又會被質疑是否真曾受害。那些站出來指控的受害人，會被勸告「還是以照顧自己為主」；那些在指控上表現不夠積極的受害人，又會被警告「自己不站出來，沒人能幫你」。

5

或許可以提一下，這篇文章討論的「矛盾要求」，雖然有可能，但不需要由同一人提出。只要社會整體加諸在同一受害人身上的要求整個加起來有矛盾，受害人就註定有瑕疵。

6

承上，我覺得「父子騎驢」這個比喻很具體。可以參考看看。

#8

感謝意見~

我把第1點和5點一起改了~

覺得父子騎驢會讓人想到一般人也常收到莫名其妙的行為準則（雖然這可能是事實，但我覺得受污名者更常收到），如果加上好像會削弱這篇文章的主張，不希望讓人覺得：既然很多人都會碰到這種問題，那它就不是問題。

2-4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