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日大法官宣告通姦罪違憲，因其過度侵害個體的性自主權，違反比例原則。雖然違反比例原則，但大法官認為，通姦罪的目的正當，而這個目的是「約束配偶雙方履行互負之婚姻忠誠義務」。但是，究竟什麼是「婚姻忠誠義務」？黃昭元大法官認為，婚姻忠誠義務源於「配偶一方對於他方性器官的排他、獨占使用權」，並指出這個說法正是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對婚姻的定義。1在《道德底形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康德如此理解婚姻：
如今，自然的性交合…或是根據法則。後者（按：指根據法則）便是婚姻，亦即兩個不同性的人格之結合，以便終生相互占有其性特徵。（Kant，2015：113-114）
對康德而言，婚姻是「性器官的相互占有」。但是，在當代，這想法很奇怪。婚姻怎麼會只是性器官的相互占有？難道婚姻不是由配偶間的相互愛戀、相互許諾構成？本文欲重構康德關於婚姻的論證，簡單介紹他的婚姻觀。2
性交合的道德錯誤
康德認為，性交合總是把他人客體化（objectification）。3理由在於：對康德而言，性交合是滿足性欲的活動，而性欲是以他人性器官為客體的愛好，故性交合，按其本性，是實現以他人性器官為客體的愛好的活動。（Kant，1963：162-164）
有人可能會問說：「以他人性器官為客體」不同於「以他人為客體」，性交合怎麼會把他人客體化呢？然而，康德認為：
……人是統一體。不可能只有權處分人的一部分而不同時有權處分整個人，因為人的每一部分是與整體整全地相繫連的。（Kant，1963：166）
支配人的部分，即不可避免地支配人的全部。譬如說：若老闆支配你的部分肉體去滿足他的生產計劃，即不可避免地支配你的全部肉體，甚至是你的全部心靈。他不能夠向員工說：「我只要求你的雙手幫我包裝產品，你的雙腳是自由的。」
由此可知，以他人性器官為客體的活動，是以他人肉體為客體；以他人肉體為客體的活動，是以他人為客體，因為「他人性器官」、「他人肉體」、「他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性交合總是把他人只當作滿足自己性欲的客體。（Herman，2002：59-60）
康德認為，客體化他人不道德。因為人不只是客體，更是主體。作為主體的人，具有尊嚴，即內在價值；作為客體的物，只可能具有價格，即相對價值。（Kant，1990：60）內在價值是無條件價值（unconditional value），相對價值是有條件價值（conditional value）。也就是說，人，無論如何都有價值，而物是否有價值，取決於特定條件，例如：一枝鉛筆若能寫字，有價值；若不能寫字，則無價值。
性交合客體化他人，即是把具有無條件價值的他人，當作只具有有條件價值的物對待。換句話說，性交合讓他人淪為滿足自己性慾的純粹工具。若能滿足性欲，有價值；若不能滿足性欲，則無價值。因此，性交合嚴重侵害他人的尊嚴，顯然是道德上錯誤的活動。康德如此描述：
男人所具有的對女人的欲望，不是因為她是人 ，是因為她是女人 而導向她；男人不關心她是人；只有她的性是他的欲望客體。因此，人性是臣屬的。…人性藉此被犧牲給了性。…因此，性把人類暴露在與野獸等同的危險之中。（Kant，1963：164。粗體為筆者所加）
補充說明
在探討如何避免性交合的道德錯誤前，需要補充說明幾點：第一，性交合不是常常把他人客體化，而是總是把他人客體化。對康德而言，性交合的道德錯誤，非源於某些外在社會因素，例如：性別不平等，而是源於性交合的本性。（Herman，2002：61）換句話說，即使性別真的平等了，性交合仍不道德。
第二，雖然前面的說明，側重在一方把他方客體化。然而，性交合不只是滿足一方性欲的活動，更是滿足雙方性欲的活動。因此，完整地說，康德認為，性交合的道德錯誤在於：雙方的「相互客體化」（mutual objectification）。（Herman，2002：61）而且，在相互客體化的過程中，不只是我視你為客體、你視我為客體，更是我把我自己當作是滿足你性欲的客體，而你也把你自己當作是滿足我性欲的客體。由此可知，性交合的道德錯誤，不只是相互客體化，更是相互且自我客體化──讓我們暫且稱作「全面客體化」。
第三，我們可能會覺得疑惑：難道合意性交也不行嗎？對康德來說，原則上，尊重他人自主意願的行為是道德的，但合意無法避免全面客體化。因為性交合的特殊性，使其不同於其他活動。舉例來說：向老師請教問題，按其本性，不是把老師當作客體的活動。因為即使他的回答能夠滿足你的求知欲，你也可以同時把他當作有自主意願的人。但是，性交合，按其本性，總是把人只當作性器官來對待。也就是說，合意性交，不過是合意全面客體化，仍侵害彼此尊嚴。
性交合的道德錯誤，如何避免？
那麼，我們究竟要如何才能做愛？在什麼條件下，兩人進行性交合能夠避免全面客體化？對康德而言，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單配偶制婚姻（monogamous marriage），即對性器官永久而排他的法律上相互占有。（Kant，1963：168；2015：113-114）他的說法如下：
當一個人格如同物一般地被另一個人所取得，而前者又反過來取得後者時，這樣一來，這個人格便重新贏得自己，並且再度恢復其人格性。……因此，一性為了另一性之享受而委身與接受，不僅在婚姻的條件下是容許的，而且也唯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是可能的。（Kant，2015：114）
康德討論的不是「性器官」的互相取得，而是「人格」的互相取得。也就是說，他把「在什麼條件下，兩人進行性交合能夠避免全面客體化？」這個問題，轉換為「以他人人格為客體的取得如何可能是道德上無誤的？」這個問題。此轉換是合理的，因為若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取得、占有、使用他人的人格，那我們便能夠以某種方式取得、占有、使用他人的性器官。
然而，我們能夠取得他人人格嗎？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認為除「物權」、「人格權」外，還有「出於物的方式的人格權」（下稱物性人格權），即「將自己以外的一個人格當作所有物而擁有的權利」。（Kant，2015：219）讓我們簡單說明如下：
- 物性人格權不同於物權，後者是以物為所有物，前者則是以人格為所有物。（Kant，2015：70-73、89）
- 以人格為所有物，不是以人格為財產，因為人格不能夠如財產般買賣，只能夠在不損及其尊嚴的前提下使用，即對人格的「用益權」。（Kant，2015：220）
- 此用益權的正當性來源，不是事實，也不是單純合意，而是法律。法律賦予我們取得、占有並以某種方式使用他人人格的權利。（Kant，2015：112-113）
假若物性人格權存在，4作為物性人格權之一的婚姻權如何構成？5人格的相互取得和占有。我把我的人格給你的同時，你把你的人格給了我，故我重新取得我的人格；你把你的人格給我的同時，我把我的人格給了你，故你重新取得你的人格。藉此，我的人格是我的又是你的，你的人格是你的又是我的。這是「我們的人格」。因此，婚姻是人格的相互取得和占有。這是康德對婚姻的想像。
共享人格來避免客體化
然而，這個想像，能避免全面客體化嗎？康德的大致想法如下：未婚兩人進行性交合，無法保證彼此相互且同時把對方當作主體，非只當作客體。但是，已婚兩人卻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事先相互且同時把對方當作主體了。（Kant，2015：221）由於他們作為已婚者，已透過法律，確立對方的主體地位。換言之，若他們不具有主體地位，自始欠缺構成婚姻關係的條件，無法作為已婚者而存在。我們可以說：婚姻關係是互為主體的關係。因此，對康德而言，在互為主體的婚姻關係下，發生性交合，縱使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也已經事先相互且同時把對方當作主體，而無全面客體化的麻煩。
如此一來，婚姻便不是性器官的相互占有，而是人格的相互占有？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對康德而言，婚姻當然不只是性器官的相互占有。但是，首先，即使婚姻不是對性器官的直接占有，也是間接占有，因為「他人肉體」與「他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再者，康德如此設想婚，是為了解決性交合的道德錯誤。也就是說，若性交合無道德錯誤，無法理解婚姻作為人格相互占有的合理性。如康德所言：
如果男人與女人想要相互享用其性特徵，他們必定得結婚，而根據純粹理性的法權法則，這是必然的。（Kant，2015：114）
如果康德很荒唐，那我們的婚姻很正常嗎？
簡單來說，康德的基本想法如下：性交合的道德錯誤存在，而這個道德錯誤唯有訴諸婚姻才能夠解決。當然，面對這個想法，我們能夠提出許多重要的問題，譬如說：性交合的道德錯誤真的存在？若真的存在，能夠透過婚姻解決嗎？康德認為，婚姻是對性器官永久且排他的相互占有，惟解決性交合的道德錯誤，為何必須是「永久而排他的」？難道不能是「非永久而排他的」？
雖然讀者可能會覺得康德的說法相當荒唐。但是，我認為，我們仍有理由重視他的說法。大法官認為，以刑法貫徹婚姻忠誠義務違憲，卻允許向外遇者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多少顯示我們仍需要探討婚姻忠誠義務的來源與正當性。康德也許能提供協助。此外，當代女性主義和康德同樣關心性及性別的客體化問題，我們可以與康德展開對話，重新思索性及性別相關議題。6
嚴格來說，本文因沒有還原康德法權哲學的全貌而有侷限。但是，我希望，目前為止，對康德婚姻觀的簡單介紹，已經能夠為某些非哲學專業的讀者，開啟一種對性、對婚姻，乃至於對通姦除罪化相關議題的不同想像。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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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黃昭元大法官提出的協同意見書第30、31、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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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有許多關於性、性別的看法，囿於時代限制，相當荒唐，以致於受到當代女性主義者的嚴厲批評。本文同樣拒絕康德的某些錯誤偏見。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歷史性地還原康德的真實想法，而是按照其道德哲學的精神，把他關於性與婚姻的論述合理性重建出來，故與其說是介紹康德的婚姻觀（Kant’s conception of marriage），不如說是介紹康德式的婚姻觀（Kantian conception of marriage）。本文的重建以忽略康德的偏見為前提，惟有學者反對這種作法，可參照 Kleingeld, Paulin. 1993. The Problematic Status of Gender-Neutral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Case of Kant.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 14: 13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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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 Objectification 譯為「物化」，但是為了區別客體（object）和物（thing），本文把 Objectification 譯為「客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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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人格權是否存在值得懷疑，因為我們可能可以主張：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取得、占有、使用他人人格。但是，要回應這個懷疑，必須全面闡述康德的法權哲學，而礙於篇幅與作者能力的限制，只能暫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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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認為，物性人格權有三種：婚姻權、家庭權、家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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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比較康德與當代女性主義者對客體化的討論，可參照 Papadaki, Evangelia. 2007. Sexual Objectification: From Kant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Contemp Polit Theory , 6: 330–348.
REFERENCE
Kant, Immanuel，1990，《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李明輝譯，臺北：聯經。
Kant, Immanuel，2015，《道德底形上學》，李明輝譯，臺北：聯經。
Kant, Immanuel. 1963. Lectures on Ethics. Trans. by Louis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 Row.
Herman, Barbara. 2002. Could it be Worth Thinking about Kant on Sex and Marriage? In A Mind of One’s Own: 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 . Ed. by Louis M. Antony and Charlotte E. Witt. 53-72. United States, Boulder: Taylor & Francis.
